深圳摄影培训南山分部强子老师认为,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核心,众所周知,是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、郑伯奇 等,他们以革命的意识形态,领导着时代新潮流。他们的创作有一种具体的 示范作用。夏衍的《狂流》、《脂粉市场》;田汉的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、《风云 儿女》;阳翰笙的《铁板红泪录》、《中国海的怒潮》;郑伯奇的《到西北去》 等剧本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,给观众有力的启发和激励作用,在当时和 后来的电影史上广受好评。他们对创作的意见、通过评论和“交朋友”的方 式表达出来,由于他们思想的先进,也由于他们亲身参与创作,所以有具体 的启发作用。“交朋友”的方式也是创作者乐于接受的,因此形成了强大的 左翼阵营,在创作上成绩斐然。据《中国左翼电影运动》一书所列,可称 “左翼进步电影”的作品有73部,可见当时运动规模之浩大。
说到这里,我们不妨放眼世界,看看当时国际上的一些现象。30年代 初,西欧的法国和东欧诸国,巳处于与中国相似的处境,即强敌压境,面临 亡国的危险,却没有哪个国家兴起这么巨大的“救亡运动”。这种现象为中 国所独有,说明中国的“国情”与欧美的不同。具体来说,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,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。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, 有一种“社会菁华”意识,他们“以天下国家为己任”,从而也就有“先天 下之忧而忧”的忧患意识,儒家的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使命感。《桃 李劫》中的“毕业歌”唱道:“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”, “同学们,快拿出力量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”很集中、很鲜明地体现了 30 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使命精神。
试举伯鸿(即田汉)论及郑正秋的《姊妹花》为例,文章说:
自从今年《姊妹花》卖铜钿以后,许多制片家、导演、编剧家更相信“封建的伤感主义”也是一条出路一样,相率拍所谓“伦理片”,应着买办资产阶级的要求和从小市民的反常心理,描写都市糜烂生活的大腿片,反映落后农民思想的武侠神怪片,又渐次抬头了。这无疑是指责《姊妹花》是一部思想反动的坏作品,带动了一股逆流。 这样的批评是相当简单化的。30年代著名的评论家王尘无批评《璇宫艳史》是“麻醉药”、《三剑客》 之类的武侠片是“毒药”,也给人偏激之感。30年代是处于民族危亡的非常时期,这个时期“左翼电影运动”的优缺 点,都与时代紧密相连。总的来说,30年代是中国电影第一个兴盛时期,是 “载道”旗帜高扬的年代。